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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监管框架是在全球多次金融危机后

发布:admin09-07分类: 汽车新闻

  降低融资成本是近年我国金融政策的重要目标。近期央行实施的LPR改革,目标就是促进贷款利率“两轨合一轨”,提高利率传导效率,推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融资成本其实是由多种成本组成的,我们首先需要厘清,金融成本包括哪些成本?简单来说,实体经济的金融成本主要包括接受信贷等金融服务时支付的利息和手续费。同时这些利息和手续费又是金融企业的收入,用来覆盖提供金融服务的多方面支出——主要是涵盖运营成本、资金成本、监管成本、不良资产减计成本,以及股东的合理回报等。

  如果只关注降低实体经济的短期金融成本,而不考虑提供金融服务的相关成本变化,反而可能会造成金融服务(如信贷)供给的萎缩,从而造成实体经济金融成本的大幅波动而得不偿失。另外,虽然金融企业的收入相对显性,但很多与信贷服务相关的成本是隐性的,并且具有难以预测、严重后置的特性。

  因此,要持续地降低融资成本,我们需要分析金融企业的各项支出。本文通过分析各项主要金融成本,试图寻找可持续的降成本路径。

  第一,运营成本有下降空间,然而并非越低越好。运营成本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成本。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运营成本还有下降的空间。实际上,在这方面,中国金融系统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中国银行业30%左右的成本收入比远低于欧美银行业50%-60%的水平,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低的。中国的主要银行近年都明显压缩了成本收入比,帮助银行业在息差明显收窄及不良资产减计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保证了一定的盈利及信贷供给能力。当然,考虑金融系统对风控、合规和服务的高要求,成本收入比也不是越低越好。

  第二,资金成本也有下降的空间,但也难以大幅压缩。目前存款利率相对于名义GDP增速和资产价格增速是偏低的,因而,虽然央行压低了同业利率,但银行吸收存款的成本还是有一定的上行压力。这会制约资金成本进一步下降。在银行资金成本上行时,如果强行压低贷款利率,会明显压缩银行的盈利及信贷供给能力。信贷供给能力的萎缩会导致实际贷款利率的反弹,从而不能达到持续降低利率的目的。

  第三,降低监管成本长期来看得不偿失。在所有金融成本中,最难理解且最易被忽视的就是监管成本。监管成本就像防洪堤,虽然增加了短期投入,但长期来看,能大大降低洪水泛滥——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几率。随着全球杠杆率的逐渐攀升及金融系统的日趋庞大,金融危机的危害性越来越大,监管这道防洪堤也理应随之加大加强。

  有观点认为,现有监管标准过于严格,银行为了合规,需要留存较多(多的达70%以上)利润作为资本,以支持新增信贷。但是,现有监管框架是在全球多次金融危机后,充分衡量了金融效率和长期风险而制定的。因此,全面降低监管要求并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直接融资看似可以节省一些监管成本,但其实对制度的要求更高。真正有效的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对信息披露、会计标准和法律法规都有严格要求,以保障投资者利益。另一方面,透明的制度也要求投资者对风险收益有很强的估算和承受能力。在制度不完善、透明度不够高的情况下,资本市场的稳定性不强,投资者期望更高回报率,将导致直接融资的成本可能远大于间接融资。

  第四,不良资产减计成本是金融系统中波动最大最难预测的成本。不良资产减计成本往往和市场利率有跷跷板效应。要用市场化的方式降低利率,一般需要加大信贷投放力度。而这也会伴随着信贷标准的降低和后续不良资产减计成本的上升。因此,在信贷规模扩张的情况下,不良资产减计成本是很难降低的。这方面的成本可以拖后,可以转嫁,但无法掩盖。而且,拖后、转嫁会带来负面效果,可能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作用。

  第五,合理股东回报是市场化经营的基石。是否可以不分红、降低股东回报以降低融资成本呢?这显然不是最优选项。没有股东回报,就难言商业价值,长期来看,服务质量必定下降,国有行改制上市的初衷和优势也将被颠覆。

  当我们努力推动融资成本下降时,还需要认识到,利率水平和货币政策对收入分配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即使是在没有通胀压力的情况下,利率也不是越低越好。

  融资难融资贵状况的存在,其实主要问题不在于融资环境,更多是目前企业成本高、盈利难的反映。在优质工业企业的成本中,融资成本占比很低。而各种金融投机炒作需要高杠杆,比实体经济更加需要低利率。金融投机炒作导致财富集中,同时推高资产价格,以及实体经济的生产成本,其实是投机者向生产者变相收税。因此,如果降成本政策不考虑资源分配、收入分配等因素,可能会适得其反,加大金融市场的波动,甚至给实体经济带来损失。

  2008年以来,很多企业依靠商业不可持续的金融产品得到了大量低成本融资,从而进行了过度的高杠杆扩张,当此类负债不能再续时,这些企业就被还本付息的压力压垮了。

  在金融监管加强之后,银行表外担保、理财期限错配等风险大大减少,我们看到,信用风险溢价和流动性风险溢价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回归合理水平。但这种风险溢价的回归,却被认为是货币政策传导不畅的表现。

  之前的定价发生在监管套利下,是没有计入全部风险成本的定价。虽然监管套利短期内降低了金融成本,但同时也大大加剧了长期金融风险。由于存在监管套利,很多金融业务规避了资本金、流动性管理等方面的监管,其非标资产流动性差、透明度低,这其中存在很大风险,需要银行来管理和承担,这是不合理的。

  因此,目前所谓的货币政策传导不畅,在一定程度上是信用风险溢价和流动性风险溢价合理回归。而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畅通,也不能完全以利率水平的高低作为衡量依据。

  信贷增长需要银行资本金支持,并且需要计提拨备。如果信贷增长过快而效率低,就需要银行消耗大量资本金和拨备成本,这相当于变相增加了对优质企业的有效信贷需求(有能力还本付息的信贷需求)的监管成本。

  相应地,如果可以盘活存量信贷而不是扩大信贷规模,就可以避免增加额外的监管成本,整个系统的信贷成本也可以有所降低。

  基于这个思路,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控制监管成本,从而降低融资成本。

  首先,应该通过市场化的方式,以有效信贷需求拉动信贷增长,而不是通过过多的信贷政策推动信贷增长。这样才能减少低效信贷投放带来的长期信贷成本。

  金融政策往往是总量政策,用总量政策满足部分市场主体的融资需求,难免会伴随着一定的代价和风险。如果信贷政策鼓励银行放贷的领域实际上信贷效率低,产生了不良,则需要在后期由经济体系承担和消化。然而,届时金融体系对不良的消化能力可能更低,从而产生更大风险。因此,追求信贷高增长而将风险延后的做法,会导致今后的信贷成本更高。

  减少信贷错配可以降低银行消化不良的成本,从而有望实现金融成本的普遍下降。也就是说,有优胜劣汰,才能降低好企业的融资成本。

  从政策层面指引金融机构加大力度支持实体经济,可以通过减税,提高企业现金流,它们就能有更好的资质争取到银行信贷。

  其次,通过增加金融市场透明度,令防火墙与风险真正匹配。信贷需求如果变得更加合理,对银行资本金消耗小,那么,银行靠盈利补充资本的压力也会减轻。因此,需要坚持严格控制和压缩不合理甚至违规的金融需求。同时,继续加强财政硬约束以增加地方政府和国企债务的透明度。

  第三,考虑到监管对资本金和拨备的计提是按资产类型和风险权重而有所不同,那么,通过更合理划归信贷类别,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控制监管成本。例如政府置换债券以及用政府信用发行的债务,风险信用低,不需要拨备,对银行资本金消耗小。而且,从市场角度来看,发行债券的形式也相对更为透明。

  第四,立法规范政府和大企业应付账款的账期。当前,政府和大型国企融资利率比中小企业低得比较多。而大型国企由于自身经营效率和资金周转等种种原因,常有拉长应付账款账期的问题存在,使下游中小企业产生资金缺口,并带来进一步的融资需求。如果有更健全的法律制度促使大企业及时支付应付账款,或可帮助中小企业提高融资效率,降低实体经济的综合融资成本。

  另外,我国资本市场需要更高的透明度和监管预期,才能使国际和国内投资者对市场更有信心,真正实现与国际接轨,并引入长期稳定资金。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进一步降低甚至去除对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的隐性担保,加强信息披露质量,并加重违规处罚,及时公布政策(税收、环保、补贴)及其执行度,引导市场正确预期。监管部门已经针对资本市场的长期发展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意图重塑市场基本规则和秩序。这些政策将逐渐产生效果。

  近期监管部门采用了很多有效方法,以降低长期资金成本,包括加强地方政府的财政性约束、减少低效信贷需求(如限制资本市场加杠杆、票据套利等)、继续加强金融监管(如规范资管产品),并提高市场的透明度和稳定性。这些举措有助于长期可持续地降低金融成本,是合理而且必要的。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在降低融资成本的过程中防范一些短期行为,例如对贷款增速的数量要求、对贷款利率的价格指导等。这些短期行为可以加快信贷投放,短期内缓解企业的融资难题,但长期来看,则会增加金融风险和信贷成本,其实是不利于持续降低融资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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